，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中医内科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现代中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中华医学会监事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会长。

  从事中医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研究和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创湿浊痰饮类病说，指导慢病治疗。主持完成全国第一个中医药对心肌梗死Ⅱ级预防的循证研究，建立中医药循证评价关键技术体系和研究平台。创建以组分配伍研制现代中药的模式，建立关键技术体系，建成具有6万个组分的中药组分库和快速筛选评价系统，研制多个基于组分配伍的创新中药；开拓了中成药二次开发领域，研发了基于工程学的共性关键技术，培育了中药大品种群，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二等奖8项，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3项，以及全国创新争先奖、教学大师奖、光华工程科技奖、吴阶平医学奖、何梁何利医学奖、中国医师奖、医学教育杰出贡献奖、中医药国际贡献奖等奖项和“人民英雄”“国医大师”“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优秀员”等荣誉称号。

  单宝枝，博士，特聘教授，硕导，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编审，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翻译专委会会长、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会长、中医人类学专委会副会长，欧洲针灸学院中方校长。研究方向：中医药传播与翻译、养生和针灸文献。

  访谈人：关于“中医药走向国际”的话题，您想从哪几方面分享您的思考与解答？

  张伯礼：我打算从“为啥不提‘中医药国际化’，而提‘中医药走向国际’”“中医药在国际上发展的概况”“中医药国际发展的优势和短板”“中医药国际发展要靠标准引领”“日本汉方药的优势和不足”“日本汉方药占据国际市场七成份额是真的吗？”“中医药走向国际的前景”七个方面做阐述。

  张伯礼：我认为，“中医药国际化”的提法本身是不恰当的，应该是“中医药走向国际”。区别是什么呢？国际化，指的是我们向国际已有标准靠拢，比如人工智能、汽车，这些国外先发展起来的，要走国际化路子，我们就需要学习他们的先进的技术，在他们制定的标准框架之下进行，我们叫做“国际化”。作为中医药宗主国，我们应当定标准，更要站在宗主国的角度推广中医药，所以叫“中医药走向国际”，我主人随，我们引领世界，这关系到中医药的推广应用。中医药有其本身的辨证辨病辨证论治体系，四诊八纲，偏离这些中医基础理论的轨道，中医药发展就好像无根之萍，根基不牢固，疗效也会不彰显。

  在确立宗主国地位的前提下，其他学术及临床，我们不保守，可以多参与国际交流。但是，不能因为世界上有一些人对中医“去中国化”的倾向而数典忘祖。特别是如在针灸方面，不讲经络，只讲穴位，不讲手法（提插捻转、迎随补泻），扎上针后通电就好，这种针灸方式缺乏灵魂，而针灸的奇妙就在经穴配伍，就在针法。针灸目前已面临国外产业化和“去中国化”的严峻挑战。

  目前，已有196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针灸的应用，40多个国家已经立法。在国外的针灸诊所有将近30万个，从业人员超过百万，国际上出现了针灸热，所以中医走向国际，针灸是先锋和主力军。2023年全国两会，我提出建议要开展针灸国际合作计划临床研究，同时中医药走向世界，要靠标准引领，要建立符合一般科研规律和针灸临床特点的研究范式和评价方法，还要系统开展穴位对机体调控规律研究，系统阐明针灸治病的科学机制和针灸理论的科学内涵。

  中医药走向世界，标准先行，要靠标准引领中医药在国际上的推广应用。20多年前，世界中医教育鱼目混珠，比较混乱，严重影响了中医药人才的培养质量。依靠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我曾组织制定了《世界中医学本科（CMD前）教育标准》《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和《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大纲》等教育标准，并组织500多位海内外专家，编著了一套“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于2018年9月在第五届世界中医药教育大会上发布了这套教材。2023年8月份，我到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中医学院进行“世界中医学专业认证”工作，这是第一次国际中医学专业认证，专家团队对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办学特色及10个一级指标，24个二级指标，96个观测点进行认真审阅、考察、访谈，取得了较好的评估效果。将来，我们会继续开展中医学国际认证工作，有力地推动中医药学教育在国际上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张伯礼：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医药走向国际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绩，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为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劲动力。目前，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设了30个中医药海外中心，56个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15所中医孔子学院/课堂；中医药内容已纳入16个自由贸易协定，建设了31个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十三五”期间中药类产品出口贸易总额达281.9亿美元，中医药服务与产品应用场景范围进一步扩大。

  中医药慢慢的变成了中国与东盟、欧盟、非盟、拉共体以及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等地区和机制合作的重要领域。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有113个成员国认可并使用针灸，其中的29个成员国设立了相关法律和法规，20个成员国将针灸纳入了医疗保险体系。慢慢的变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医药的价值，中医药领域的中外合作也不断得到加强。

  此外，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持续推进，为中医药“走出去”提供了坚实基础。我国推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已颁布113项国际标准，实现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领域中医药国际标准的重大突破。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中医药不仅忠诚守护中国人民健康，也积极为海外抗疫贡献智慧和力量。发布多语种版本新冠肺炎中医药诊疗方案，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享中医药抗疫经验，向28个国家派出中医专家协助抗疫，举办“中医药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论坛”，通过《支持中医药参与全世界疫情防控倡议》。向10多个有需求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中医药产品，“三药三方”等有效抗疫中药方剂被多个国家借鉴和使用，为全球抗击疫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世界卫生组织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专家评估会报告》对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的重要贡献加以肯定，是中医药在国际社会上获得越来越多认可的一个缩影。抗疫的成效提升了中医药在国内外的口碑，营造了有利于中医药海外发展的国际环境，再次让世界人民真切认识到中医的独特优势，新时代有望掀起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又一次高潮。

  首先，中医药疗效是中医药国际发展的最大优势。屠呦呦教授致力于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发，这个源于中药青蒿的活性成分，每年在整个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疟疾患者的生命，她因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王振义院士带领团队找到全反式维甲酸用来医治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引入中药砒霜（三氧化二砷），提出“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三氧化二砷的协同治疗方案”，使中国占领血液肿瘤治疗的制高点，为肿瘤治疗贡献了中国方案，这些都是中医药疗效优势的体现。

  其次，中医药文化为中医药国际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优势。中医药不断获得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更多的认可，并逐步得到世界的认可。2010年中医针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1年我国中医药古籍《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第七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首次纳入以中医药为主体的传统医学章节，中医药历史性地进入世界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药在国际传统医学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显著提升。

  第三，中医药国际教育和交流合作蒸蒸日上。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自1957年开始招收来华中医药专业留学生，2020年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在校留学生为8187人；目前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以教育服务出口为基础，构建了多元化的中医药国际合作平台，包括各类国际交流合作基地、教育培训中心、中医孔子学院、海外中心、海外分校、鲁班工坊等。成立各类中医药国际联盟、专业联盟，召开中医药类教育大会等各类国际学术研讨会，发出中医药国际教育倡议，深化中医药国际教育交流合作。

  第一，文化背景存在的差异较大。中医药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和哲学之中，与西方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加之以古汉语为基础的中医药学术语表达方式的古朴深奥，就更加大了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理解的难度。对于阴阳、五行、经络等中医药基础概念产生“伪科学”的偏见而排斥中医，加之某些模糊概念的学术观点导致误解中医药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由文化背景、接纳程度等差异导致了中医学的科学内涵尚未被国际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

  第二，中医药的标准化建设尚不完善。中医药国际标准化是中医药传播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医药走出国门的重要方法，也是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重要抓手和有效载体。

  中医药要获得世界的认可，标准化是必由之路。尽管我国格外的重视中医药标准化战略，积极推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陆续制定颁布了113项中医药国际标准。但是，我国的标准化工作建设尚存在许多不足，在中医药国际标准化专业人才不足的同时，中医药评价标准也有待于完善。中医药因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及理论体系，使得中医药术语、教材建设及相关这类的产品的临床评价、质量控制、药理毒理、产品注册、生产的基本工艺等标准都不能完全参照现代西方医学。具有中医药及传统医药特点、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标准规范尚未建立。

  第三，中医药国际教育发展步入缓慢发展的新常态。近年来，由于欧美经济发展出现困难，中医药教育本土化发展迅速，和来自韩国、日本等国家留学生规模下降，我国的中医药国际教育进入缓慢发展期，并成为新常态。究其原因有缺乏规范的教学模式与标准性的中医药国际教材；文化背景差异，知识理解受阻；学历学位尚不能与国际接轨，难以获得各国认可等。与此同时，境外中医药教育发展障碍也表现在办学条件比较薄弱、专业设置和知识体系缺乏标准、教材建设缺乏规划等。

  第四，中医药走向国际的复合型人才不足。中医药要保持长久活力和生命力，中医药走向国际的复合型人才必不可少，中医走向国际的复合型人才的不足，极易使中医药在对外的传播过程中造成扭曲和误解。有数据表明，目前国内中医教育培养的本国的外向型人才，具备扎实的中医基础知识，良好的英语水平和国际交流与工作的能力的，仅占中医人才群体总量的5%。既精通中医药又熟练掌握相关语种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严重缺乏。

  此外，因各国政治体制、文化宗教、社会制度、既得利益等因素影响，政策壁垒依然突出，中医在国外立法相对缓慢等均阻碍了中医药走向国际的进程。

  首先，中医药标准化是助推中医药高水平发展的必然要求。标准作为重要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之一，是推动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支撑。引领和规范新技术、新业态、新经济发展，促进新旧动能转换，都需要标准及时跟进、填补空白。加强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加快建立健全中医药标准体系，对于引领和支撑中医药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具备极其重大推动作用。中医药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要以标准为引领，包括“四诊”舌象、脉象的标准及中医药临床指南路径制定等等，也都要向标准化靠拢。这既是研究的重点，也是推动中医药走向高水平发展的一个必由路径。

  其次，中医药标准化是推动中医药科学技术创新的必然需求。以科学技术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是大势所趋，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标准是中医药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具有权威性、先进性、客观性、时效性。通过标准化工作可以将中医药特色和优势固定下来，弘扬开去。中医药作为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加强标准研究对于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都具备极其重大价值。特别是重大中医药科技项目与标准化工作的联动有助于产出高质量的标准，本身就是重要的科学技术创新成果。

  最后，中医药标准化是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标准慢慢的变成了世界通用的语言，世界需要标准同步发展，标准促进世界相互连通。当前，中医药已传播到世界196个国家和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13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认可针灸等中医药诊疗方式，29个成员国为中医药的规范使用制定了有关法律和法规。但与此同时，竞争也慢慢变得激烈，中医药“走出去”仍面临诸多挑战，涉及法律和法规、文化传统的因素等等。标准作为广泛的共识，“走出去”相对容易，能发挥引领和保障作用。通过标准化工作，对中医药走向世界、促进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活跃服务贸易等都能够产生积极影响。

  现阶段，我们通过与海外专家一同商讨，听取意见，建立了第一个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标准——《世界中医学本科（CMD前）教育标准》，已被5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用，又组织海内外500多位专家编著了一套“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共13册，外加1册教学大纲，英文版已经发行，受到了广泛欢迎。其次，我国与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陆续制定颁布了113项中医药国际标准。但是，我国的标准化工作建设尚存在许多不足，如中医药国际标准化专业人才不足、中医药评价标准也有待于完善、中医药国际标准领域不全面、中医药国际标准质量上的问题、企业、团体制定主体参与度不高等。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医药的标准化工作会逐步完善，为中医药走向国际插上坚实的翅膀。

  张伯礼：汉方是日本化的中国传统医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汉方制剂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逐渐扩大，到90年代初市场规模达到了1849亿日元。后受小柴胡汤事件影响，汉方制剂的市场规模大幅度地下跌，之后虽然企稳恢复，但是上涨的速度却一直比较缓慢。直至2021年，日本汉方制剂生产总额为208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

  不可否认，日本汉方制剂有很多方面可以让我们学习。首先，日本的汉方企业对药材的质量和来源十分重视，在行业协会和汉方企业的共同监督下，来自不同地方的原料药都有必要进行严格的鉴定及筛选，药用植物的种植不得随意使用化肥和农药，确保重金属含量不超标；其次，日本制药企业和政府十分注重药物的开发与研究，科研投入高，在日本从事科学技术探讨研究的人才有60%在企业从事科研活动，日本政府对企业科研的经费投入占到了总经费的80%，企业本身也都会拿出高份额经费支持研发。第三，汉方企业注重对剂型变化、加工工艺、设备改进等方面的创新，同时积极构建外围专利网对新技术进行保护，技术发展带来了生产的效率化和自动化，得到了世界医药行业的认可，可以让我们学习。如今，我国政府全力支持中医药发展，我们成立了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制定了“三无一全”的中药材安全标准，科研人员比例不断的提高，智能化生产水准不断提高，这些优势也逐渐被我们掌控在自己手心里了。

  当然，汉方制药也有其不足之处。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日本的中药材大部分是不经过炮制的，这就造成了汉方制剂的毒副作用很突出，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小柴胡汤事件。第二，他们的药材配伍、剂量都是固定的，完全按照原方比例配伍，不利于应对复杂疾病。第三，汉方药剂量均较低，约是我国中药常用剂量的三分之一，这对疗效有明显的影响。第四，日本汉方制剂明显依赖于进口，据统计，目前日本使用的中药材超过80%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日本国内的中药材只占到10%左右。这些也都是制约日本汉方制药发展的因素。

  张伯礼：这种观点提到了日本汉方药企业凭借《伤寒论》等中国古代医方在世界上申请了70%的专利，而中国却只有0.3%。这个说法明显不对。日本的汉方制剂绝大多数来源于中国的经典名方，因为古方已经流传千百年，其配伍及适应证已经固定，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日本不可能申报专利。当然，与其他药品一样，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如果有工艺、技术的创新，凭借创新技术能申请发明专利。日本厚生劳动省于2012年把OTC汉方制剂目录的品种数由原来的210张处方改为294张处方，而这294个OTC汉方制剂的申报标准，不是专利，只要符合申报标准，包括中国药企在内，各企业都可根据处方目录及标准向各地方监管部门提交申请，批准后可生产销售。

  根据PTC国际专利申请公开公报IPC（国际专利主分类）A61K36（含有来自藻类、苔藓、真菌或植物或其派生物，例如传统草药的未确定结构的药物制剂）的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2—2021年，中国传统药国际专利累计1200件，高于同期日本的申请数量（805件），而从专利的申请主体看，该类国际专利的日本申请人多为资生堂、花王、三得利等化妆品、保健食品等企业，而中国则主要是天士力、以岭等中药企业。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医药品生产动态统计，2021年，汉方制剂的生产额达到208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其出口金额仅有84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0万元），而我国2021年中药工业全年营业收入就达到了6919亿元，是日本汉方制剂的56倍。海关总署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中药材和中成药产品出口额达到94.1亿元人民币，其中中成药类出口额为23.8亿元人民币，远高于日本汉方制剂出口金额。

  张伯礼：中医药作为中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其走向国际的前景很广阔。

  首先，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我国政府积极推动中医药的国际化，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中强调了中医药在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性、《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提出中医药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医药国际合作，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其次，国际化进程加速。中医药已经传播至世界196个国家和地区，被慢慢的变多的国家接受和认可。中医针灸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显示了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再次，国际化认可度提升。随着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广泛应用，其疗效和安全性得到了慢慢的变多的认可。中药产品在海外非常关注，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中药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显示了中医药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和潜力。

  最后，国际合作加强。全球化促进了国际中药材贸易的政策协调，各国政策逐步开放，减少了贸易壁垒，使得中药材在国际市场的流通更加顺畅。同时，我国与世界各地的中药材生产、研发、销售等领域的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局面。另外，在科研方面，中医药与现代医学的结合研究也在全世界内展开，许多国际科研机构和大学都与中国的中医药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探索中医药的科学原理和临床应用。